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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五的新認識藏品圖,第1張
五五的新認識

羅家倫

手稿

登錄號:1_007

羅家倫(1897-1969),祖籍浙江紹興,生於江西進賢,「五四運動」命名者。本件文稿為1953年所撰,內容為紀念民國十年(1921)五月五日國父在廣州就任中華民國非常大總統。〈五五的新認識〉於《三民主義半月刊》創刊號發表,全文2千4百餘字:
    五五的新認識  羅家倫
  歷史上的許多重要的事實,從隔離的較遠時間來看,反而認識更加清楚。
  我們現在來紀念五五, 國父於民國十年在廣州就任非常大總統的一天,就有這種感覺。由於史實的演進和經驗的增加,我們感覺到五五紀念日有重新認識的必要。
  若是以為 國父就任非常大總統是一件對 國父榮耀的事,應當常常紀念,那種見解,不但太淺薄,而且太可笑了!
  國父就任非常大總統乃是表示他和他的手創的中國國民黨,要掃除軍閥,完成統一,以挽救中國危亡的決心。雖然從民國十年五月五日到十四年七月一日國民政府成立這段期間,在廣州的革命政權,還受到了許多的波折,可是這五月五日的建置,就是以後革命政權的基礎,國民政府最早的典型。
  我常說,國民黨最不同於過去其他黨派的地方,就是國民黨有一種特立獨行,不計艱險,自己打開一個局面的氣魄。而過去其他的黨派則老是要依靠和利用已有的現成的勢力,寄人籬下,充分表演「妾婦之道」,喪其故我。如清末的保皇黨就祇知道利用光緒來行所謂君主立憲。民初的進步黨就祇認識袁世凱的武力,並利用這武力來解散國民黨,等到國民黨被解散,國會自然壽終正寢,他們這班倚草附木的人,也就打入冷宮了。袁世凱死後,他們又在北則投靠北洋軍閥,在南則依賴岑春煊、陸榮廷,藉他人喘息的餘氣,仍然興風作浪。至於國民黨呢?則當那些人保皇的時候,就敢毅然挺身革命,創造中華民國;當那些人附袁的時候,就起二次革命討袁,以後還不斷的和袁搏鬥,直到袁取消帝制,身殉洪憲偽號為止;在這些人捧馮段,倚岑陸的時候,就有這勇氣在廣東建立革命的政府,以掃除軍閥,統一全國為己任。
  五五紀念日就是這樣產生的。以後北伐的成功,抗日戰爭的勝利,和繼續到現在的反共抗俄的奮鬥,都是這同樣精神的表現和發揮。
  這種精神,也就是我上面所說的那種特立獨行,不計艱險,自己打開一個局面的氣魄,才是真正國民革命的精神!這種精神的表現和發揮,自然和國民黨的先後兩大領袖——國父與總統——的偉大人格和堅強個性,自然有不可分解的關係。
  說到民國六年黎元洪受制於北洋軍閥,悍然解散國會以後,國會集會廣州,於是年八月三十日通過中華民國軍政府組織大綱,於九月一日選舉國父為海陸軍大元帥,而以唐繼堯陸榮廷(岑春煊的舊部)為元帥,在西南興護法之師。不料十二月間唐陸即與北洋軍閥馮國璋等暗中勾結。七年一月陸的部將莫榮新的叛跡已經昭著, 國父親自指揮軍艦與莫炮戰。當時南方惡劣的環境,不容 國父留在廣州,乃於五月初辭大元帥職回到上海,從事「孫文學說」「建國方略」等偉大的著作。西南各軍閥政客聯合改組的軍政府,設立七總裁,雖然把 國父也列在七人之一, 國父自不屑加入其間。到九年國父令在福建南部的軍隊回師廣東,十月將廣州克復,十一月 國父重返廣州。十年四月十日當選非常大總統,五月五日就職,不久就統一兩廣,積極準備北伐。若是不是以後有陳炯明意外的叛變。 國父引退,以後再以大元帥回到廣州,則可能他及身見到全國統一的局面。
  重行翻閱前面這段歷史的事實,我們可以格外明瞭為什麼 國父會有就任非常大總統這舉動。根據當時史料和幾位黨國先進如吳稚暉(敬恒)胡展堂(漢民)林子超(森)諸先生的言論,可以簡略的列成下面幾個理由:
  第一、毅然建立中央政府,以集中全國人民的視聽,使大家知道革命政權不是偏安的,更不是苟安的,然後可以正全國人心的趨向,然後使北伐出師更覺名正言順。所以當時 國父曾向胡展堂先生說:「我們必先建設正市政府,然後可以鞏固締造民國的基礎。」(見民國十九年五五紀念日胡先生報告原文)
  第二、同時這也是應外交,就是國際環境的要求。當時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不久,國際的局勢、尤其是遠東的局勢,正在醞釀重大的變化,(如華盛頓九國公約會議就是同年十一月間開的,)而國際間所認為中國的中央政權,却為北洋軍閥所竊據,並假藉此項名義對野心國濫借外債,不斷的喪失國權。為此 國父要轉變國際間的視聽,也不能不出於此。林子超先生曾正確的指出道:「再就對外方面來說,當時的北方政府大借外債,損害國家的利益,如果不另行組織合法的中央政府,便不能阻止他們的非法行為,斷絕他們和外人的關係,來達到保護國家利益的目的。」(林主席於二十六年五五紀念日在中山陵報告原文。)
  第三、自然是由於 國父下了掃除軍閥的決心,要想另外打開一個局面,一個明張旗鼓的革命局面。這不祇對付北洋軍閥,而且對付西南軍閥,就是當時護法的局面,因為被軍閥政客夾雜在內,攪擾個不清,已不足以號召,所以 國父也有意藉此結束護法的殘局,另建革命政權。
  第四、但是 國父這番為國民的苦心是不能完全見諒於當世的。這種的不能得到普遍的諒解,固然由於軍閥政客的中傷,同時也由於一般政治常識不豐富的國民,不免因少見而多怪。至於 國父真正的心情,祇有當時親自接觸的吳稚暉先生形容得最為真切。我願意引稚暉先生在十九年五五紀念日一段報告如下:
  「今天是總理就任非常總統的紀念日,我們大家在這裡慶祝,講到總理本身,這件事情是很苦痛的,因為各種的名義並不在他的心上,他的目的是在行他的主義。…… 總理之就總統,是祇有義務沒有權利的,所以苦得很。……既然擔起了先知先覺的名義,於是隨便什麼名義都可擔任。 總理第一次就大總統,便因毫無戀棧權位思想,而讓給袁世凱以輕其責任。到了第二次,因為好多外人以為奇怪,他們以為 總理既將責任引到身上,何不用一名義,...遂即把這個名義拏出來。廣州當五月五日那一天,數十萬人民歡欣慶祝,極為熱鬧。當時兄弟亦在廣州,過了三五天,因要到法國去,特往向 總理辭行,見到 總理一點沒有總統的舖張;外人以為一定發表許多官吏,而這種事實也沒有。……像這種名義在他一點無所容心。」
  吳先生這段話,使我們在當前情勢之下,讀過一遍,覺得更能體會。一個偉大人物的苦心,往往要經過相當時間,大家才能認識更清楚更充分!
  我們從 國父的為國無我的行藏,不能不聯想到當今總統 蔣先生生平幾度引退和復職的苦心,是和 國父同樣的為國家,為民族,乃至為人類的前途打算,其中卻從不曾打算到自己,更何有於名義!
  羅家倫,民國四十二年五月一日。
出處:國立國父紀念館藏品描述資料,2019。